在许多孩子的记忆里，山林是玩耍的地方，是追蝴蝶、摘野果的天堂。然而对我来说，山林却是躲避、逃亡、恐惧的象征。因为我是“超生”的孩子，在我四五岁时，奶奶多次带着我和哥哥一起上山躲藏，躲避政府的检查人员。
那时候我还小，甚至不明白“计生办”“超生罚款”“上门检查”这些词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每当奶奶神情紧张、让我们立刻收拾东西、快速往山里走时，一定是“有人要来了”。
那些日子里，我和哥哥常常被带进深山的小路、竹林、荒地里。奶奶一边拉着我们，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，担心有人跟来。我们躲在山林里不敢发出声音，生怕被发现。奶奶常用手势示意我们保持安静，有时甚至让我们蹲在草丛中几个小时不敢动。
山上的蚊虫叮咬、闷热、寒风、饥饿，对孩子来说都很难熬。但比这些更折磨人的，是那种“我们必须躲起来，我们有危险”的心理暗示。那个年纪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害怕，只记得每一次躲藏，奶奶的表情都充满焦虑、恐慌，不像是在保护我们，更像是在逃一场随时可能吞没家庭的灾难。
家里人从不在我面前讲细节，只会说：“不要乱跑，不能被他们看到。”
我不知道“他们”是谁，但我知道我们必须躲避他们。
长大后我才明白，那些追上门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来帮助家庭，他们是来检查、处罚、登记、甚至采取强制措施的。在那样的政策环境下，一个家庭为了“多生一个孩子”，可能需要付出巨额罚款、被反复上门施压，甚至有人会因为反抗或无法承受压力而遭遇暴力。
而我们这些孩子，成了最无辜却最恐惧的牺牲者。
这段童年经历，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：
我害怕敲门声、害怕陌生人的盘问、害怕突然被带走，害怕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人员。甚至到了成年，我只要听到有人敲门，都会条件反射般紧张。
当别的孩子在操场奔跑时，我却在山里躲着；
当别人回忆童年是快乐、自由的，我的记忆却是恐惧、逃亡和压抑。
超生不是孩子的错，但我们却用整个童年为此付出了代价。
通过写下这段经历，我想让世界知道：
那些看似“政策性”的压力，其实会深深地伤害普通家庭，尤其是孩子。
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应该在山林里躲避，也不应该在恐惧中长大。